入海采珠，献珠于民
——我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科普之路
沈自尹
对我来说科普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科学，科普的根本核心是准确的科学内容，第二才是普及，就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举例将确实的科学内容传播给大众。在做科普之前，我首先是一名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实践者。我常比喻说，科学就是大海，而那些能够经得起考验、对大众健康有益的、能够推广的认识和方法就是一颗颗藏于大海深处的珍珠。科研与科普工作者就是要协力将这一颗颗璀璨的珍珠从大海深处捞出，用之于民。回顾我半个多世纪的中西医结合事业，我的科研工作、临床实践与科普推广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我将我自己比喻为一名入海采珠、献珠于民的采珠人。
1955年，我毕业后已经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3年，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我去学中医，他说“目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这一席话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和道路。我学中医是传统的拜师学艺，姜春华老中医称为我的师傅。师傅尽心教，徒弟尽心学。在临床实践中，我亲眼目睹也亲身实践了中医治病救人的确凿疗效。当时姜老采用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来治疗肝硬化病人的腹水成绩卓著，我做了96例这种病人的治疗总结，后来《解放日报》从病人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便找到钱院长希望做一报道。钱院长在听取我的汇报后，亲自到病房考证治疗效果并收病人用西医疗法进行对照，证明中医巴漆丸泻水确有独特之处。于是我与钱院长撰写的中医治疗肝硬化腹水有效的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这可以说是我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中医科普的第一站吧。
1959年秋，我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中，注意到西医里截然不同的6种疾病，在某个阶段都有相同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获得疗效，这就是“异病同治”。“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这些不同疾病之间一定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沿着这样富有哲理的研究思路，我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题应《科学通报》的约稿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10期上。《科学通报》虽然是一个自然科学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但其文章可读性强，读者群广，影响力大，可以说是我进行中医科普的第二站吧。
1961年我参加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脏象专题研究课题的策划与研究，走向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之路。1969年，在参加了四川山区的祖国医药探索队的实践中，我针对山区流行的百日咳，却又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按照中、西医理论各自所长结合开方，着力在药物的配伍中体现了西医抗菌原理与中医扶正、镇咳与祛痰的配合，取得了90%显效，由此我悟出来中西医结合并不在数量上的相加和形式上的合作，无论中西医怎样结合，都必须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有机融合。回沪后，我就尝试对急性胰腺炎和上消化道出血按照中医理论“六腑以通为用”实以大黄为主的方药治疗；对肺炎则按照西医理论“抗生素合理配伍”的思路，将五种中草药合用治疗。由于这些中西结合的设计合理，临床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根据大量的临床实例和实验数据，我在姜老早就提倡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基础上概括出五种中西医结合方式，总结成文---《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发表在1973年的新医药杂志上，并受邀在全军中西医结合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后来该文被国内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届广泛采用于论文与教科书中，该文的核心就是中西医在诊治病症中应“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经过不断总结与实践，我在《大众医学》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西”联手更胜一筹》，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科普宣传。
80年代后期，在对肾阳虚证的研究过程中，我及我的研究团队发现老年人与肾阳虚病人具有相似的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低下表现，结合《内经》中以肾气之变化来描述人体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我们提出“衰老是生理性肾虚”的理论，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肾虚衰老”上来。我本人也步入花甲之年，对于养生保健方面也非常注意，于是我将科研成果与平时所得体会撰写成文《养生保健要量体裁衣》、《站在养生之道的岔路口—全民保健中的冷思考》分别发表在《康复杂志》1998年第12期以及《大众医学》1999年第2期上。
如今我已耄耋之年，虽感科学普及之重要，但惜民众教育之匮乏。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力推行科普宣传教育。我唯有笔耕不辍，力求在我有生之年能将我们从深海处捞出的珍珠---经得起考验、对大众健康有益的、能够推广的认识和方法，向民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