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承与技术创新

补肾是中医临床重要的治则。沈自尹院士上世纪六十年代注意到现代医学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在疾病的某个阶段都有肾虚的症状，异病同治，采用相同的补肾药可提高疗效，特别是补肾法对哮喘防治有较好的疗效，尤其是哮喘季节性发作的预防，提示上述疾病可能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深入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尿17羟皮质醇明显降低，从肾上腺皮质功能往上追溯，将肾阳虚解释为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HPA）轴功能的多环节、多层次紊乱。董竞成教授随后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HPA轴多层面、多环节功能紊乱有关，而气虚证主要与免疫紊乱、炎症失控有关，肺肾两虚证可能还与机体整个致炎/抑炎机制紊乱有关。补肾益气能够治疗肺肾两虚型炎症性疾病，如哮喘、慢阻肺，其初步机理是补肾益气药作用于HPA轴和炎性反应网络中心疗效靶位群，重塑致炎/抑炎机制的平衡。其中补肾药主要作用于HPA轴靶位群，而益气药主要作用炎性反应靶位群，并能调节HPA轴功能和炎症反应之间的关系，且补肾益气药可能有协同作用。在此基础上，董竞成团队在国家“973”计划项目等课题资助下，围绕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作用机理以及药效物质基础等关键环节，开展了补肾益气方药治疗肺肾两虚型哮喘、COPD的临床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一）基于循证医学的原则，开展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将国际公认的HPA轴功能指标、炎症指标、心理应激量表以及生活质量量表等和反应中医药自身特点的中医证候量化表相结合引入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体系，对肺肾两虚型哮喘和COPD病证的相对特殊性疗效指标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现补肾益气方可减少COPD患者急性加重次数、改善肺功能指标、显著改善圣乔治呼吸问卷评分、降低BODE指数、提高6MWT步行距离；同时可提高COPD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肺肾气虚的中医证候。同时补肾益气方药可有效改善哮喘的控制水平，减少日间哮喘症状；可延长哮喘的缓解期时间，降低急性发作率；可显著减少支气管扩张剂的使用数量，改善肺功能；可提高哮喘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肺肾气虚的中医证候。证明其疗效确切，安全性好。

（二）明确了补肾益气方主要药效物质，经单味药及复方颗粒剂、提取物及药效部位成分分析、动物和人体体内代谢及组织分布等研究，结合药效筛选，初步确定补肾益气方药效物质主要为：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淫羊藿苷、宝藿苷I、朝藿定 C、朝藿定B、益母草苷和毛蕊花糖苷。

（三）科学诠释了肺肾气虚证型的内涵，即以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PA 轴）和免疫功能紊乱为代表的机体内在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补肾益气方药调节炎性免疫且保护和改善 HPA 轴功能、重塑机体致炎/抑炎调控机制的平衡。其中补肾组分主要影响 HPA 轴多个环节；益气组分主要影响炎性免疫若干环节。

（四）创新性提出了“发时治肺兼顾肾，平时治肾兼顾肺”、“以肾治肺，以肺治肾”的新治则。对肺肾两虚型慢阻肺患者，采用补肾益气治疗以后，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得到重塑，“肺虚”改善，哮喘和慢阻肺症状得以控制或减轻，此即所谓“以肾治肺”；同样，对易患COPD的患者，采用补肺益气干预以后，慢阻肺缓解的同时，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系统得到了保护，抗病能力增强，肾本得固，此即所谓“以肺治肾”。

本项目历时20多年，构建了“源于临床-基于病证-确认疗效-揭示机理-创新理论”系统整合的中医药研究模式，对中医药国际化具有示范作用。已发表论文75篇（其中SCI论著15篇，单篇最高影响因子5.591），总被引用675次；出版专著5本；授权发明专利2项。主持编写我国中医哮喘临床验证方案和路径，成为学术界认可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标准。先后获得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以及华夏医学科技二等奖等奖励。以本项目为依托，成功申请为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老年病重点学科。相关成果通过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哮喘协作网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十二五”重点专病-哮病建设网络及973 计划项目研究网络（均由项目完成单位牵头）推广到全国数十家单位，作为哮喘治疗的重要观念和方法，取得较好疗效。同时相关成果已被写入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药学等教材成果。主办国际学术会议3次。项目单位已与扬子江药业集团达成协议共同研发补肾益气方。培养博士后3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15名。

2011年主办国家级研讨会“多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诊治若干常见疾病专题研讨会—从中西医与维医结合研究谈起”。2012年团队作为主办方之一，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多民族传统医学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年会，与会代表达600余人，其中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学者达到80多人。在新疆会议上，包括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团队就富有中西医汇通特色的补肾益气理法方药干预气道炎症性疾病的疗效及疗效机理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为其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2013年4月团队利用基地临床研究方面积累的经验，协助新疆医科大学开展维药罗欧咳祖帕治疗COPD的循证研究。2013年8月通过在内蒙古举办的中西医结合呼吸系统疾病和老年病诊治进展学习班推广相关成果。2013年12月董竞成教授受邀参加34期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学术沙龙，并作了“中医药干预炎症性疾病”的报告。2013年12月董竞成教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视频会议向全国500多所医院，两万多名医生讲解了中医治疗哮喘的诊疗方案。项目负责人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次，包括主会场4次（其中1次为大会主席及学术主任委员），分会场1次（其中1次为大会主席）；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国家级国内会议6次，省级国内会议13次，市级国内会议1次，大学邀请会议1次。并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分别举办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会议并取得圆满成功。董竞成教授提出的“大中医”和“三分法”等学术新观点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紧跟时代、深化学术发展

（一）大中医

董竞成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应该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傣族传统医学、回族传统医学、苗族传统医学等民族传统医学。它们往往自成体系，且各具特点，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较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更完美、临床实践更丰富，因此，汉族医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中医”之称，以此有别于“西医”即现代医学。

汉族传统医学（以下简称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等为理论基础，以脏腑经络为生理病理基础，注重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创立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等八大治法，根据君、臣、佐、使原则组方用药；维族传统医学以气质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对人体解剖认识较深，除重视四诊外，还将望诊范围内的尿诊、观察大便、痰诊另立诊法；藏族传统医学也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除四诊外，更注重尿诊，且诊疗具辨证论治之特点，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消化后性味组方，讲究调伏增效、适当配制；蒙古族传统医学则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作为基础，对人体解剖认识也较深刻，除常用问、望、切诊外，还重视按、闻、嗅之诊察方法，同时重视尿液诊察与疾病寒热之辨别；傣族传统医学对人体结构理解较透彻，注重四塔五蕴辨证与三盘辨证，治则讲究、治法丰富，组方分为单方、小方、大方；回族传统医学以人天浑同与有机整体思想为主导，以元气与阴阳七行学说为基础，以辨质为主，结合辨证、辨病、辨经，注重辨证论治，治法较灵活、丰富；苗族传统医学把一切疾病归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冷病热治、热病冷治，治法较丰富，组方有配单不配双和三位一体两个特点；壮医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天人自然观为理论基础，重视目诊，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动物药的使用非常重视且有规律。通过对以上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成医时间、哲学基础、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特点等方面的简要比较，可以发现各民族传统医学在诸多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们当中又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最完整、最成熟。

（二）三分法

董竞成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本质上始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医学，其庞大的体系充满了实用的和逐渐被现代医学所认同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经验；也蕴含着预示人类医学未来某些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同样，带有时代和特殊文化烙印的朴素认识也俯拾可见，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等，三分法具体分述如下。

1.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

16世纪所谓的“西医”开始传入中国，但影响甚微。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开始在中国发展，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是中华民族保健事业的主导力量，其成功保健的关键在于它的疗效，“实践出真知”，大量的实践和经验使其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日趋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技术、方药等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得以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也日趋明确。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并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

2.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

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而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相一致。不同于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要求与同时代的科技同步前进，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整体特征外，也可能具有不自觉地超时代的认识，而所谓“中西医结合研究”则能不断揭示这些精华之所在。

3.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在人类科学体系中，包括医学科学，概念的由新变旧，其正确性由绝对变为相对，适用范围由大变小，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概念、定律、定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中稳定的一面，有稳定性，才有规律，才有科学体系。转而言之，这种稳定性只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相对的，而不稳定性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任何科学体系只有不断承认自己的短处，修改自己的缺点才能进步，而其不断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同样，现代医学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正、改善和发展自己，置身于一种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在其朦胧时期，也曾产生过许多极为朴素的认识，这些认识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许多认识一样，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造成的朴素认识。

（三）传统药理与现代药理相结合

董竞成认为在现代医学即所谓西医传入之前中华民族的健康与繁衍昌盛主要是由以中医为主的传统医学来加以保障的，那个时候的中医其临床思维和处方用药等等应该是很纯洁的传统医学思维，医者的水平高低应该说主要取决于其对传统医学的掌握程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文化、科技包括医学全面渗透中国，从那时起保障中华民族健康的医学文明就从单一的以中医为主的传统医学变成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即所谓的西医共同来加以实施的状态，当然这个过程是完美的也是痛苦的，因为由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交织而成的医学文明肯定更加卓有成效，而要改变一种固定思维或思维定式又常常是痛苦的事情，这就使得中西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会经历所谓敌对期、共存期和结合期。当然这种思想观念和学术理念等等的变化，会深深影响一代代中医人的医学思维，特别是临床医学思维，众所周知，传统医学包括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传统方药，因此现代医学对中医等传统医学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在传统方药层面体现出来。这种影响的理性方式就是传统药理和现代药理相结合，并涉及到理论研究、临床实践和药物使用与开发等诸多方面。

（四）发时治肺兼顾肾，平时治肾兼顾肺

长期以来，中医对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的原则，并强调补肾是治疗哮喘缓解期的关键。但需注意的是，哮喘发作时，虽以邪实为主，亦有正虚；缓解期常以正虚为主，但其痰留伏饮等的病理因素仍然存在，故治疗哮喘时应注重标本兼顾。董竞成等的研究发现，哮喘发作期（肺实）不仅存在气道炎症过度、气道痉挛和痰液高分泌等，还存在以HPA轴和免疫功能紊乱等为代表的机体内在抗炎能力低下；缓解期（肾虚）不仅存在机体内在抗炎能力低下等，也存在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结合上述关于“肺气实”和 “肾气虚”内涵的研究，董竞成等认为肾虚为哮喘病人的基本体质， 哮喘病人无论临床上有无肾虚见证， 皆存在“隐匿性肾虚证”。哮喘发作期不仅存在“肺实”，还伴有一定程度的“肾虚”；哮喘缓解期不仅存在“肾虚”，还伴有一定程度的“肺实”。在哮喘发作期采用清肺平喘结合补肾益气法治疗， 其疗效优于单纯的清肺平喘法；而在哮喘缓解期采用补肾益气结合清肺平喘法治疗，则疗效也更加显著。

董竞成“发时治肺兼顾肾，平时治肾兼顾肺”等观点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治疗法则，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科学内涵。这些观点的提出部分源于肺肾相关理论，《灵枢·经脉篇》肾脉之“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挾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揭示了肺肾同源。肺属金，肾属水，金生水，故将肺肾关系称之为“金水相生”，为母子关系，具体表现在呼吸运动、水液代谢和阴阳互相资生等三方面，故有“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肾病必先求之于肺”、“治喘咳不离于肺，不只于肺”、“发时治肺，平时治肾”等学说。但这些学说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疾病的某一阶段只片面强调了“治肺”或者“治肾”的重要性，没有将“治肺”与“治肾”有机联系起来，割裂了两者的联系。“发时治肺兼顾肾，平时治肾兼顾肺”在抓住疾病主要矛盾的同时，适宜地兼顾了次要矛盾，将“治肺”与“治肾”有机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如在哮喘急性发作时，疾病的主要矛盾在肺，治以宣肺、肃肺、平喘等，投以麻黄、桔梗、杏仁、苏子等，但哮病夙根在于肾虚，不可拘泥于祛邪治标，当标本兼顾，辅以益肾扶正固本，恰当运用淫羊藿、枸杞、黄芪等；在哮病缓解期，疾病的主要矛盾为肾虚，治以补肾固本为主，但应同时兼顾肺之标实。

（五）以肺治肾

《素问·五藏生成》曰：“诸气者，皆属于肺”。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肺者，气之本”。 肺主气司呼吸，肺的呼吸调匀是气的生成和气机调畅的根本条件。如果肺的呼吸功能失常，肺功能活动减弱，势必影响一身之气的生成和运行，导致一身之气不足，即所谓“肺气虚”。肺肾为母子关系，二脏生理相互协同、病理相互影响，一脏虚弱可导致另一脏不足，致肺肾两虚，常有肺肾阴虚和肺肾气虚之别。素体肺虚、遗传、职业、环境等因素易导致哮喘长期、反复的气道炎症等病理生理变化会引起HPA轴等内在抗炎机制发生紊乱，致炎/抑炎平衡机制失衡，对肺部炎症的监控能力更弱，病情加重，呈所谓“肺病及肾”、“母病及子”之状。故早期保肺（如远离污染、使用免疫增强与调节剂、戒烟等）、治肺，选用玉屏风散、补肺汤以及黄芪、太子参等补肺方药，补肺益气，调节免疫，使哮喘得到充分控制，从而减少了炎症因子等对HPA轴等的长期、反复刺激，保护了HPA轴等，重塑了致炎/抑炎平衡，肾本因此得固，此即董竞成所谓“以肺治肾”。立足于治病、保肺，标本兼治，养肺以益肾。

（六）以肾治肺

《景岳全书·传忠录》：“肺出气也，肾纳气也，故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也”。肾主封藏精气，为元气之根，肺所以呼吸者，除了肺气本身旺盛外，全赖肾中元气的激发推动，故肾气亏虚就可以影响到肺的呼吸功能。素体肾虚、阳虚，肾失摄纳，精气不足影响到肺，致使肺气不能深深吸入清气而出现虚喘。因此先天肾气不足、遗传等因素可以导致以HPA轴为中心的机体内在抗炎机制存在缺陷，致炎/抑炎平衡机制失衡，对肺等的炎症变化监控与抑制能力下降，容易导致气道炎症性疾病，出现肺虚，故董竞成提出“以肾治肺”，选用金匮肾气丸、补肾防喘片、补肾益气方以及仙灵脾、补骨脂等补肾方药，调节致炎/抑炎机制的失衡，通过改善HPA轴等内在抗炎机制，重塑致炎/抑炎平衡，使肺不生或偶生炎症性疾病，肺虚改善，立足于防病、治未病，治病求本，滋肾以益肺。

（七）中西医结合新内涵

一般认为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其内涵就是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法与西医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途径。前述之中的中医一般是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而前述的所谓西医一般是指西方国家的医学，该学科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们在摒弃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来了一门全新的医学体系。鉴此，董竞成教授认为所谓中医就是中国传统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应该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傣族传统医学、回族传统医学、苗族传统医学等民族传统医学。所谓西医，在当今这个时代就是指人类共同的医学，而所谓医学是指以防治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能健康为目的，研究人体的一门综合学科。其包括各种传统医学、基于“社会-心理-生物”模式的现代医学以及后基因组时代系统生物学的兴起后形成的系统医学等。在此基础上，董竞成教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新概念，即所谓中西医结合就是采用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各种现代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包括汉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各种传统医学，确认其合理部分的有效性与安全性，阐释其作用机理，明确其包括物质基础在内的科学内涵，从而推动人类共同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