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老成才之路

一、学医经历

第一阶段——学习西医阶段（1947年至1955年）

沈师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所以从小受到书香的熏陶。“家族中无人从医，小时有病亦都看西医、吃西药，和中医本无因缘关系。只是因为看到国民党腐败，促使我在高中毕业后，去投考这不求人的自由职业”。沈师于1947年7月考取国立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枫林社。1955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三年。当时，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为了维护和发扬中医的精华，党中央制定了新的中医政策，沈师也于1955年改学中医，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医事业和道路。

第二阶段——学习中医阶段（1955年至1959年）

沈师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其师姜春华教授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专家。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沈师难免成为了别人议论的对象，甚至有时还会听到诸如“西医郎中”的挖苦话，但沈师并未因此动摇学习中医的信心，他认为科学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所以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回答中医这一学术体系究竟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性。中医乃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瑰宝，其博大精深和深邃玄妙决非一朝一夕可以掌握。对于西医出身的沈师来讲，一向接受的是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教育，头脑中已是西医学先入为主，要学好中医，所需要克服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他每日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当时中医还没有系统的教材，沈师就从《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读起，他学习中医，不死背条文，而是理解其精髓，辨证论治的规律从这些繁复的条文中得以升华。其后他又自学了《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每一门病症的用药加以科学的归纳，从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药中求实效。

曾有一个痢疾病人，从大便培养中证实有弗氏痢疾杆菌，开始时采用抗生素治疗，用过磺胺药、合霉素、金霉素等，但都无效，虽然大便已经培养不出致病菌，但仍然每日腹泻十余次，于是改用收敛性药物，如复方樟脑酊、次碳酸铋等也不起作用，最后请姜老会诊，根据辩证认为虽然是痢疾，但病情迁延，这时主要是病人体力衰退而表现为“虚寒”现象，必须给予温补性药物，如附子、干姜、人参之类，经一贴中药，第二天病人的腹泻就停止了，中医不用杀菌药，而用了与痢疾不相干的温补药却得奇效，说明了中医的“虚则补之，实则泄之”这一治则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的优势， 这一病例对于用看得见摸得着，所谓科学而唯物的守则来治病的沈师来说是一种新的启示。

沈师在努力学习中医理论的同时，还管中医病房，一例在西医用硫酸镁泻水治疗无效的肝硬化腹水的病人，经姜老用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治疗后，一个星期内腹水逐渐消失，这确定了沈师学习中医的信心。而当他和钱院长（当时华山医院的院长）撰写的治疗肝硬化腹水有效的稿子见报时，他的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更是迎刃而解了。

随姜老临证时，沈师一直积极思考，当看到姜老在治疗一个哮喘病人时，不仅考虑发病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还根据诱发因素的不同，先后采取了四种不同的处方来诊治；又看到姜老对疟疾、痢疾、哮喘、乳糜尿等病人，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出现“气虚”症状时，采用同一补气处方，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论治原则的应用，不但使沈师树立了学习中医的信心，而且对于其今后的发展给予关键而深远的影响。

其后，在姜老的引荐下，沈师又跟其他几位老中医随诊，像已故夏仲方老中医对《伤寒》《金匮》经方实质领悟深，又能在临床上运用自如，张跃卿老中医对医理分析精辟，每能引人入胜，这些使沈师掌握了各种不同流派的特色，提高了构思能力。1959年2月，师生二人共获卫生部颁发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与奖状。

第三阶段——科学研究阶段（1959年至今）

1. 藏象研究

1959年秋，沈师在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在西医中是全然不同的六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在某个阶段都有相同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而提高疗效，这分明是“异病同治”，沈师意识到“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这些不同疾病之间一定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他以这样富有哲理的研究思路，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为题应《科学通报》的约稿发表于1961年第10期。在脏象学说中，“肾”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明代发展起来的命门学说把“肾”看得像生命之门那样重要，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似乎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因此，沈师想到，研究“肾”的本质，有可能由此突破缺口，开辟出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在党委的支持下，以沈师为带头人，上海医学院的脏象专题研究组于1959年9月成立了，开始了肾本质的研究，从此叩开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大门。

为了统一的中医辩证，有利于选择典型的肾虚病人进行研究，沈师邀请了上医的老中医和上海市的名老中医夏仲方、夏理彬、黄文东、张跃卿等一起讨论，按照《内经》理论结合实际病例的讨论，又仿效Jone’s对风湿热的诊断标准，订立了肾虚证的辨证标准，后经1978、1982、1986年略加修改，沿用至今，为全国广泛采用和引用。后以此为标准选出数十名典型肾虚病人的配合下，经过大量指标筛选，发现只有尿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17羟）测定在肾阳虚病人中普遍很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由于这项测定反应了内分泌重要腺体——肾上腺皮质的功能，所以以沈师为带头人的脏象研究组紧紧抓住这个苗头不放，通过异病同治这一研究途径找到了肾阳虚的初步物质基础，也可以说是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结合点。在1960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大会上，以“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富有辩证思想的命题，沈师宣读了以肾阳虚具有共同物质基础（尿17羟值低下）内容的论文后，全国有7个省市按照这同一辩证标准，进行实验室尿17羟值的验证，都能重复这一结果，就是远在日本的高雄病院，根据《肾的研究》一书中所载的研究方法，在17例肾虚病人的实验室指标测定中，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是中西医结合对于中医脏象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2. 微观辨证

在临诊的过程中，沈师敏锐的发现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病人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因为还够不上任何疾病或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 于是，沈师立志于微观辨证的研究，他认为通过辨证微观化研究，可以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以及隐潜性变化；结合微观辨证所得的认识而进行诊治，常可收到西药所不及的效果，因为还有隐性的证存在。

以往支气管哮喘的防治和研究主要是按照中医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很早以来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药对哮喘将可起到预防性发作的作用，也是“上工治未病”的最好例子。但对于那些还未表现出证的病人来讲，是否可以通过微观手段诊断出其肾虚的情况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沈师进一步进行研究。通过对10批哮喘病人采用温补肾阳法预防其季节性发作的显效率观察，发现确实远比对照组(包括空白片和小青龙治标药)为优，且每批都能重复出这一结果。当对病人作内分泌研究时，发现哮喘病人即使无肾虚的证候，其肾上腺皮质也有类似肾阳虚的隐潜性变化，也就是说具有隐潜性肾阳虚证。进一步的免疫研究证明温补肾阳药是通过提高抑制性T细胞功能来抑制免疫球蛋白E，进行有效的免疫调控，从而使哮喘减少或预防发作。

又如，输尿管结石在中医认为是热灼津液而成，从结石嵌顿以至形成肾积水，中医从外象及宏观上辨证不一定能诊断出，当采用微观手段测知肾积水后，59％的病人在临床上出现阳虚之寒象，如怕冷、夜尿多、面目虚浮等，当然并非每个病人都出现上述症状，而且并非都具有典型肾阳虚证。但中医对水液之积聚形成一向有独到的认识，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阳气不足，不能温化水液之故。我们在100例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病人中，采用温肾利水法，获得71％的治愈率疗效。如果哮喘病人通过微观辨证是由于其轻微的或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用温补肾阳药可预防其季节性发作并纠正其内分泌与免疫功能，而认为是隐性肾阳虚者；则输尿管结石嵌顿性肾积水症由于微观辨证有水液积聚，肾功能受损，用温阳利水法可排石消水，就亦可考虑属于隐性肾阳虚者，这样，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的研究加上药物验证就可用以阐明“证”的本质。

虽然微观辩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辨证的手段，但沈师明确的意识到，微观辨证并不能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发展宏观辨证的范畴，提高宏观辨证的水平。具体的应用仍然要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作有机的结合，出现不一致的表现，也要善于取舍，其实这就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与发展。

3. 以药测证

从80年代中期起，沈师的研究工作有二次大的思路调整，一次是从脏象本质(肾本质)研究转入证本质(肾阳虚证)研究。“证”者证据，如司法凭证据判案，中医凭证而论治。“证”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也是中医的精华所在，从临床对五脏中的肾进行研究，必需通过证来表现，故而自然而然也会进入“证”本质研究。另一次是从脏腑辨证转入方剂辨证，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主要从脏腑辨证入手，脏腑辨证是脏象辨别，就是按《内经》所说“藏(脏)居于内，形见于外”，从病人的外象来推论证。方剂辨证是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是按“有是证用是方(汤)”，以方剂从证效关系来辨别辨证正确与否，这里显示“证”的存在是由药物效验而成立，有治疗性验证之意。方剂辨证有利于“证”本质的研究，从此沈师开始了“以药测证”来研究证的本质。

80年代起观察到温补肾阳的补肾益寿片对老年补肾组(人)的血清睾酮有明显提高作用，而用四君子汤的老年健脾组则无作用。进一步取老龄大鼠用补肾益寿汤治疗前后比较，特取材于下丘脑，结果老龄补肾大鼠下丘脑中双氢睾酮受体的亲和力较之同为24月龄的对照大鼠有显著的提高，这项药物验证的对比研究，说明补肾药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并成为肾阳虚定位研究的重要证据之一。90年代起，以沈师为带头人的课题组又以外源性皮质酮造成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HPAT)轴功能抑制模型(亦是NEI网络受抑模型)以模拟“肾阳虚”作实验，观察到温补肾阳的右归饮能有效改善HPAT轴的功能，尤其是下丘脑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神经元和神经纤维，故选用右归饮的代表性药物附子的主要成分乌头碱，以观察正常大鼠下丘脑CRH的形态与功能的变化。结果显示，乌头碱可使下丘脑室旁核与正中隆起的CRH含量明显增加，同时亦见到CRH神经元与神经纤维明显增加。说明温肾药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脑，调节NEI网络，并成为肾阳虚定位研究的重要证据之二。以后，采用3类复方(补肾、健脾、活血)在皮质酮大鼠模型上，观察到3个药物组治疗的对比中，唯有补肾药能明显地提高已受抑的下丘脑CRHmRNA的表达量，从而调节改善了HPAT轴受抑状态，至此可以说肾阳虚证的主要调节点定位在下丘脑，也可以说是攻克了一个难点。

虽然离探索和揭示肾阳虚证的全部本质还很远，但沈师始终坚信只要认准目标，执着追求，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一定会在中西医结合领域有所突破，为最终科学的解释中医理论做出贡献，他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景一直持乐观态度。

4. 分子网络证的新概念

虽已年近八旬，沈师一直坚持积极参加科研工作，敏锐捕捉科技前沿，当看到自从Besedovsky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即NEI网络)学说之后相继有人提出各个层次中、小型的免疫网络调节系统，分子调控网络、细胞因子调控网络等。其实人体就是由不同层次的大大小小网络所构成，无论哪一种网络都存在着相互对立和相互依赖的成分以及反馈的效应，因此网络的调控才有可能，也就构筑成一个有序的高级结构。而中医药的优势在于整体协调，通过多层次、多环节、多途径的调节使得网络调控总效应对中药的应答沿着一个方向进行，同时就可以在“证”的动物模型建立的基因表达谱上观察到以药测证后的基因网络调控路线图谱。

为此，沈师从2002年首先开始“证”的基因表达谱研究。由于肾虚和衰老无论从中医理论或是实验研究都具有相同的内涵，故取26月龄的老年大鼠为肾虚模型，和4月龄的年轻大鼠以及老年大鼠补肾药治疗组(亦就是以药测证组)进行比较。最后综合归纳起来，可以看到老年大鼠和青年大鼠的差异比较中，其神经－内分泌－免疫和神经－内分泌－骨代谢这两大基因网络路线是明显处于衰退状态；而老年大鼠补肾治疗组和老年大鼠对照组的差异比较中，这两大基因网络路线则是处于高度激活状态。这说明补肾药能纠正肾虚证模型存在的两大基因网络紊乱。从另一角度，也可认为肾在生理状态时主要执掌这两大基因网络调控的路线及规律。这样，以药测证对肾虚证的研究就进入到生命科学的范畴。由此沈师提出了“证”的新概念：“证是一种有机综合的功能态，由一个调控中心及其所属众多分子网络所构成，作为对外界反应与自我调节的基础”。

二、沈师成才的关键因素

1. 目标明确，敢为人先

沈师有一项品质比所有的品质都重要，那就是：“永远抓住最重要的东西”。沈师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人人推崇刻苦，然而刻苦必须是认准目标的刻苦，才会有所发现和创造，认准目标比刻苦更难”。沈老正是认准肾虚证为目标，持之以恒，积数十载之光阴，孜孜追求，不断探究，这种执着追求精神和“登山不畏艰险必臻乎峻岭矣”的境界是他成才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中医学历史悠久，积淀敦实，具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和沉沉的人文载负。但它又是现实的、高价值的、充满潜在活力的。尤其是在人类让享受生活乐趣、祈求健康长寿回归本位之时，中医学凸显其现实价值。众所周知，西方医学传入国门，发展飞速，不断挤压中医，使中医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于是，振兴中医、中医学现代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此之际，沈师义不容辞地投身于中医学变革的洪流中。沈师出身于西医，在步入中医研究之前一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也不断思考过一个现实问题：中西医能够结合吗？如果中西医不能结合，逝而勿得的青春年华和心血汗水岂不要付诸东流？如果中西医能够结合，那么结合之路又在何方？最终，沈师凭着惊人的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力量，毅然踏上中西医结合的漫漫征程。因为沈师坚信：中西医结合意义之重大和深远是毋需置疑的，定能给人类医学奉献一部精彩纷呈、丰厚实用的健康宝典。

沈老是一位清醒的智者，从未把思想和认识停放在振兴中医的响亮口号上，而是脚踏实地在中西医结合领域里求是探索，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丰硕成果，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西医结合科研泰斗。他在继承和汲取传统中医学的精粹的同时，又对传统中医学敏于生疑，敢于存疑，勇于质疑，于是，他的新异的、多彩的、多元的创造性、发展性和突破性的新思想、新思维、新灵感犹如不竭之清泉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从中医传统肾到现代肾本质的飞跃，从八纲辨证到“证”本质的触摸，从四气五味到以药测证的升华，从运用基因组学、信号通路调控和代谢组学三位一体的方法研究肾虚和衰老的独创，从单基因线性研究到多基因系统生物学的转变……都可谓在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首开先河，也展示出沈老“见人之未见，想人之未想，行人之未行”的创新性精神。因为沈老确信：科学是人类以有限的认识能力代代相传地去探索无穷无尽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无休无止的过程。由此推论，中西医结合科学是以后人对传统中医学不断挑剔和扬弃前人认识中的不足和错误，并进行补充和修正，甚至颠覆其中的谬论而向前发展的，使之染上鲜明的科技不断创新的时代色彩。

2. 善于思考，见机联想

在大量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沈师能及时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把它升华成富含哲理性的抽象概念和学说，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宏观辩证与微观辩证相结合”、“辨证微观化”、“阴阳常阈调节论”等等。其中“辨病与辩证相结合”被学者们认为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由于它在临床上的广泛适应性，亦可说是中西医结合这一交叉学科的起点。“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 被学者们认为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一个飞跃，可以使中医的辨证论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善于思考也是沈师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的一个必备素质。

沈师另一个让人感受尤深的地方就是对科技前沿的敏锐感觉及杰出的理论思维能力。捕捉科技前沿我想并不是盲目追逐热点领域，而是在那些最新和最为活跃的地方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突破口。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推动了现代医学摆脱机械唯物论向整体论发展，这个学说与中医的整体观有相当的吻合，沈师将这一学说引进并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90年代末，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功能基因组研究技术，由于其高通量检测特性，可能对说明中医问题有帮助，沈师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证”进行基因组学研究；2003左右，国际上涌现出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热潮，沈师相当敏锐和创造性引入到中医的研究，因为从观念上来看，系统生物学和中医十分吻合。刚开始做基因芯片实验，他的学生对大量基因表达谱数据的分析处理还十分茫然，有一天，沈师突然说：这么多的数据，我看请教一下数学的人怎么样？于是才有了后来脏象研究室和复旦数学系几位教授的愉快的合作和讨论，合作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简单分析基因表达谱数据的初衷。另外一件事情是用系统生物学的观点来设计肾虚证的问题。在讨论时，沈师说：我们采用不同月龄段的大鼠，并用补肾的药物进行干预，在动态和干扰中捕捉系统的性质，怎么样？沈师的这种能力来自于勤勉无间的思索；来自于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也得益于沈师对理论思维的爱好和在这方面的杰出能力。“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这些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均由沈老师在不同时期总结完成，也体现出沈师在这方面无限的才华。

沈师对于见机联想的解释是善于捕捉灵感，科技创新中确有灵感会偶尔突然出现，它像黑夜迷茫中的一缕闪电瞬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灵感青睐那些勤于联想、思索的人，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反复琢磨，才会提炼出那些富有哲理的方法论原则，正如一位学生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后记致谢中有一段话写道的“老师敏锐捕捉科技前沿，极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孜孜以求的科研精神，宁拙勿巧的科研作风，我将会终生铭记”。

3. 锲而不舍，不畏失败

十年动乱初期，沈师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冲击，于是有关肾本质的资料也成为了是修正主义的罪证。但考虑到这些资料是大家多年辛勤劳动和病员主动配合，为中医理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它属于科学，属于人民，在处境非常困难，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沈师还是千方百计把这些资料完好无缺地保藏了下来。当时不准搞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于是，在1969年，沈师就报名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去四川山区的中医药探索队，到穷乡僻壤、艰苦条件下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探索。

在医疗上的新尝试，有时会有风浪，需要拿出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1963年病房里住进一位长期服用激素而成瘾的顽固性哮喘病人，激素带来的副作用使他痛苦，很想戒掉，当时不少文献报道撤减激素病死率达10％，而成功率也只有10％左右，并描述这类病人往往在停用激素的一个月内会有哮喘持续性发作甚至死亡。而且，这位病人对中医缺乏信心，合作较差，在减激素的过程中仍有几次大发作，甚至曾激动地对沈师说，“我的一切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有个三长两短，你得负完全责任”， 但根据前阶段肾的研究，沈师发现肾阳虚病人有垂体－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并考虑温补肾阳药可提高其功能，沈师把用补肾方法既能提高垂体和肾上腺皮质功能，又有利于缓解哮喘的道理说明白，提高其信心以取得合作，同时加大补肾药的剂量，在撤减激素的过程中密切观察，及时加用平喘药，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结果激素全部撤去，在以后的一年多也没有哮喘发作。

临床上如此，科研上更是如此。不一定每次设计都能符合于客观规律，其中难免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失败的情况。在进行肾本质研究的时候，沈师先是在肾病综合征患者用大剂量激素治疗的同时用温补肾阳药，却使得满月脸的副作用更加快、加重，这使他开始反思用药的问题：大剂量激素在临床上表现为兴奋、失眠、面红头痛等，是一派阳亢火旺的现象，再加上温药，无疑是火上加油，这样的设计是有悖于中医理论，因此须要另行设想。按照中医理论，重新设计动物实验，并和科内同事一起在自己身上作地塞米松抑制试验，证明这一组处方在拮抗激素的负反馈内抑制，对肾上腺皮质具有一定的保护能力。这时想到会不会是这三味药对肾上腺皮质本身具有兴奋作用，因此设计了模仿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试验，在自己和另一位医师身上试验，但随着生地的剂量不断加大，一次滴入近半斤的生地，滴完后血皮质醇或尿17羟值未有升高，这就是不曾想到ACTH在肾上腺皮质上有特异而专一的受体存在，因此有强烈的反应。而植物性中药，即使是单味药，也含有复杂的成分，并具有多方面作用，不能与ACTH相比拟，这样的设计也是有悖于西医理论，因此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但这些实验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沈师一如既往的科研热情，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他说：“只要在失败中引出教训，这种宝贵的经验可以使得中西医如何结合的构思能力不断得到锻炼。”最终他得出结论：滋阴泻火与温补肾阳这两组药性截然相反的药都能保护肾上腺皮质，并在不同条件下发挥其作用。

4. 勇于创新，紧跟时代

虽已年逾八旬，沈师却一直走在科技的最前沿，他清楚的意识到：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古老的传统医学，但研究的方法必需赶上时代的节奏，否则难以跻身世界潮流。21世纪是基因组时代，也是生命科学世纪，我国和欧美对于90年代就已起步的人类基因组DNA全序列的测定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基因测序是通常所称“结构基因组学”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艰巨而复杂的“功能基因组学”时代，能用改变基因结构进行治疗的单基因遗传病不到人口的1％，其余99％属于多基因病，就不是用改变结构的基因治疗所能奏效的，何况基因治疗并不成熟，因此对疾病的防治都将从基因的功能着手，中医的擅长与优势在于功能调节，并能对功能基因进行调控，那对欧美就是领先一步。

捕捉科技前沿并不是盲目追逐热点领域，而是在那些最新和最为活跃的地方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突破口。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学说推动了现代医学摆脱机械唯物论向整体论发展，这个学说与中医的整体观有相当的吻合，沈老师将这一学说引进并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90年代末，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功能基因组研究技术，由于其高通量检测特性，可能对说明中医问题有帮助，沈师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证”进行基因组学研究；2003左右，国际上涌现出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热潮，沈师相当敏锐和创造性引入到中医的研究，因为从观念上来看，系统生物学和中医十分吻合。虽然是从70岁才开始涉足并学习用分子生物学这个陌生的学科领域，但沈师认为：从1997年起直至跨入21世纪，开始进入“肾”或“证”本质的研究的创新发展阶段，即将肾本质的研究与延缓衰老联系起来，具体地说，是将肾虚与衰老从微观的分子水平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80高龄的沈师不但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忠诚护航者，还堪称中西医结合科学的时尚先锋，因此说他的科学年龄正值壮年亦不足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