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新认识
鉴于长期以来把中医等同于汉医，其他各主要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游离在外的现实，董竞成首先提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大中医”概念。董竞成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应该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傣族传统医学、回族传统医学、苗族传统医学、壮族传统医学等民族传统医学。它们往往自成体系，且各具特点，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较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更完美、临床实践更丰富，因此，汉族医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在19世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中医”之称，以此有别于“西医”即现代医学。
汉族传统医学（以下简称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等为理论基础，以脏腑经络为生理病理基础，注重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创立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等八大治法，根据君、臣、佐、使原则组方用药；维族传统医学以气质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对人体解剖认识较深，除重视四诊外，还将望诊范围内的尿诊、观察大便、痰诊另立诊法；藏族传统医学也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理论基础，除四诊外，更注重尿诊，且诊疗具辨证论治之特点，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消化后性味组方，讲究调伏增效、适当配制；蒙古族传统医学则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作为基础，对人体解剖认识也较深刻，除常用问、望、切诊外，还重视按、闻、嗅之诊察方法，同时重视尿液诊察与疾病寒热之辨别；傣族传统医学对人体结构理解较透彻，注重四塔五蕴辨证与三盘辨证，治则讲究、治法丰富，组方分为单方、小方、大方；回族传统医学以人天浑同与有机整体思想为主导，以元气与阴阳七行学说为基础，以辨质为主，结合辨证、辨病、辨经，注重辨证论治，治法较灵活、丰富；苗族传统医学把一切疾病归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冷病热治、热病冷治，治法较丰富，组方有配单不配双和三位一体两个特点；壮医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天人自然观为理论基础，重视目诊，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动物药的使用非常重视且有规律。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基础理论、诊治方法等方面有其相似性和差异性，且相似性大于差异性。为了构建“大中医”，董竞成已分别在上海、新疆、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召开了五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比较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与比较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史，探讨与比较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发展史，探讨与比较各民族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认识和干预疾病的个性与共性，从而融合与发展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进而构建统一的中国传统医学，推进人类医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传统医学的“三分法”
鉴于长期以来对传统医学两个极端的认识方法，即要么把传统医学盲目夸大、神秘化、封闭化；要么把传统医学纳入不科学、无作为，甚至有害的地位的现实，董竞成首先提出了认识中国传统医学的“三分法”理论。董竞成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本质上始终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医学，其庞大的体系充满了实用的和逐渐被现代医学所认同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经验；也蕴含着预示人类医学未来某些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同样，带有时代和特殊文化烙印的朴素认识也俯拾可见，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等，这就是所谓的“三分法”，具体分述如下。
（一）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
16世纪所谓的“西医”开始传入中国，但影响甚微。鸦片战争以后“西医”开始在中国发展，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是中华民族保健事业的主导力量，其成功保健的关键在于它的疗效，“实践出真知”，大量的实践和经验使其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日趋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技术、方药等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得以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也日趋明确。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并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比如中医诸多平喘止咳方中都含有君药麻黄，现代研究已表明麻黄素为麻黄的主要成分，现代药理学表明：麻黄素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主治支气管哮喘、感冒、过敏反应、鼻粘膜充血、水肿及低血压等疾病。又比如中医治咳喘方中常有洋金花，现代医药认为其具有平喘止咳；麻醉止痛；解痉止搐的功能。用于哮喘咳嗽；脘腹冷痛；风湿痹痛；癫痫；惊风；外科麻醉。其有效成分为含生物碱，其中以东莨菪碱（天仙子碱，Scopolamine）为主，莨菪碱（天仙子胺，Hyoscyamine）次之。
（二）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
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而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相一致。不同于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要求与同时代的科技同步前进，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整体特征外，也可能具有不自觉地超时代的认识，而所谓“中西医结合研究”则能不断揭示这些精华之所在。比如，在青蒿素发现之前，现代医学认为抗疟药必须要有含氮杂环结构，在确认青蒿及青蒿素抗疟效果之后，大家发现青蒿素并不含有此结构。
（三）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在人类科学体系中，包括医学科学，概念的由新变旧，其正确性由绝对变为相对，适用范围由大变小，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概念、定律、定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中稳定的一面，有稳定性，才有规律，才有科学体系。转而言之，这种稳定性只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相对的，而不稳定性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任何科学体系只有不断承认自己的短处，修改自己的缺点才能进步，而其不断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同样，现代医学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正、改善和发展自己，置身于一种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在其朦胧时期，也曾产生过许多极为朴素的认识，这些认识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许多认识一样，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造成的朴素认识。鉴此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放出异彩，并使其融入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洪流，而所谓“中西医结合”乃是达到这一目的重要途径。比如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二《本草上》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