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发展脉络第一次被整理得如此清晰（三）

董竞成 刘文先

篇首语：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清晰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农学、音乐、美术以及医学等。这些学科的一个共性就是其发展都具有漫长的演变发展的过程，而且未来还会长期持续地发生新的变化。梳理这些学科的发展，势必要涉及其悠久的历史，分析其发展的轨迹，总结其发展的规律，预示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等。以史为镜，知古鉴今，在学科发展的过往经验、教训和智慧中，汲取学科未来继续前行的养料，规避发展中的误区，使学科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对于医学史，特别是传统医学史及传统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观照、总结和辨析其历史，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前人关于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梳理，并将整个传统医学按照时代和医学的阶段性典型性特征，将其概括分为：传说的传统医学、本能的传统医学、巫术的传统医学、经验的传统医学、理论的传统医学、融合的传统医学6个部分，以飨读者。

     在这个分类中，我们有意识地体现并进行如下区分。一是按照人类认知的层级，我们将人类的传统医学概括分为：不知其然的传统医学、只知其然的传统医学、知其所以然的传统医学三个阶段。传说的传统医学阶段、本能的传统医学阶段、巫术的传统医学阶段，我们认为是不知其然的医学阶段，其中巫术医学是不知其然的医学的高级形态。二是从学科的角度，并兼顾传统医学史研究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将人类传统医学在其成“医”或“医学”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稚嫩、朦胧发展期，概括总结为“前”医学时期，比如我们提到的本能的传统医学、传说的传统医学等。从历时性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医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从共时性角度而言，可以支撑医学始源观点的素材可谓是凤毛麟角,但这并不是说其没有了认识和研究的价值。人类医学从巫医巫术起，开始呈现实践中的“医疗”特点和理论上传统医学“学科”的雏形，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当从巫术医学开始，并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经验医学或理论医学。而后期往往是传统医学作为学科的成熟发展阶段，且经验和理论相互之间常常处于融合又并无明显界限的状态。文艺复兴之后，现代医学诞生。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医学，与传统医学注重经验和传统知识与技法等呈现显著的差异，但是人类目前的医学格局仍然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并越来越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发展的新趋向。我们从学科发展变迁的角度，将这种传统与现代“并行且融合”的状态称之为传统医学发展的新阶段。

     本篇“传统医学发展脉络第一次被整理得如此清晰（三）”我们将和您一起分享“理论的传统医学”、“融合的传统医学”两个部分。

     医学从“只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是认识论的规律，也是实践论的必然要求。一般而言，医学发展到开始探知“其所以然”的阶段，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或条件。

     一是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只有文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抛弃掉由来已久的神巫医学以及禁锢的经验主义，才有“闲情逸致”去探知自然和宇宙的本原，以及和人体、和医学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政权的统一稳定、文化的繁荣、文字和书写载体的日渐成熟，特别是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的不断累积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一定文明和社会进步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好奇心，探索外部世界，第二是闲暇不必为生计而忧虑，第三是自由，不受它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马克思也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医学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医学开始从文化的襁褓中独立出来，并具备了自我独立发展的自觉和能力。之前论述的，劳动实践、求生本能以及圣人的率先垂范，这些只是零散的医药经验的积累和本能的医疗活动，并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医学”，不仅仅限于客观经验的积累，还必须倚赖于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开化、古人智力的开化、人类思维的提升。同样，之前所论的巫术，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在当时固然从事着神秘色彩的宗教事务，其中一部分却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作了一定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的知识体系。……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的人在总结、利用、积累医药知识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探求疾病病因、发病机理和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因其继续维护其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而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医学学科发展的促进力量，反而成了消极的阻碍力量。

     二是体现为对神权巫术的摆脱。巫术是医学发展中特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其在那个特定阶段曾经起过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也不否认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将具有存续的空间，但是医学毕竟是一门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科学认识和实践的科学，与神权巫术背道而驰是医学必须完成的一大任务。中西方传统医学的发展都是在努力摆脱神权巫术的桎梏下寻求独立发展的。比如癫痫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短暂脑功能失调综合征，以脑神经元异常放电引起反复发作为其特征。但是在古代，这样一种奇特的疾病，很容易被披上神性使然的色彩，故而在古希腊被认为是“神圣病”。希波克拉底曾专门论及这种“神圣病”，他指出：“该病同样由自然的原因引起，一点也不比别的病神圣、非凡，它最初被视为神圣，乃是由于人的无知，人们不知道此病的特点……最早赋予该病以神圣含义的是诸如我们今天说的术士、精炼者、江湖骗子和庸医……神圣病和一些更严重的病一样，病因在大脑里。”然而就在对神圣病等有清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希波克拉底的同时代，却依然是不能抵挡当时民众对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之情，来来往往奔赴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人络绎不绝。病人可以在神庙中献上适当的祭品并付给祭司酬劳，然后病人在通向神庙庭院的回廊，即所谓圣所（abaton）中入眠，神明会在夜间化作蛇身来到病人梦里，告诉病人如何才能治愈。治愈后心怀感激者屡屡留下碑刻的证词：“患头痛的Hagestratus,他因头痛而失眠。他来到圣所的时候睡着了，还做了个梦。他觉得神治好了他的头痛，神还让他裸身站起来，教他使用竞技场的套马索。白昼来临的时候他健康地回去了，不久后在Nemean竞技大会上比赛得胜。”

     在中国古代，后期巫医分离的焦灼状态亦是如此。《素问·五脏别论》中提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及战国时期扁鹊关于病有“六不治”的理论：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然而就是同为扁鹊本人，其治疗思想中依然还保留着巫术的思想残余。《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寐。寐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居二日半，简子寐。语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此描述可见，扁鹊虽然以血脉论治，并认为此病不足为奇，且后确使赵简子起死回生，其中肯定是使用了非巫术的成分，但是其在阐释病机和缘由的时候，却还是绕不开迷信和虚无。扁鹊尚且如此，可见当时医与巫虽有分道扬镳之势，但是互相之间的缠斗还是非常尖锐，其中必然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中国的“医”字的繁体字毉、醫，上半部分是表示箭矢所伤而卧床状，最终完成由“毉—醫—医”的演变过程，字里看医，“医”字和医学史本身的发展历程一样，经历了最早从巫术盛行到巫、医混杂，再到巫、医分立的局面，经历了巫、医“水乳交融”到巫、医“相煎太急”，再到巫、医“水火不容”的艰难和长期的过程。但是不管怎样，摆脱巫术的桎梏，追问世界的本原，探寻医学的真理，中西方医学都是由此而走上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路，并在此种世界观的指导下逐渐完成中西方传统医学学科的体系构建。

     三是要有医学自身的丰富实践和规律的探寻。“知其所以然”阶段的传统医学，是开始具有理论指导下的医学实践。医学理论来源于医学丰富的实践和临床经验不断地累积，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医学实践或个人经验，而是在每个人实践和经验基础上的汇聚汇总，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共性认识，最终这种认识形成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来源，并在古典哲学思维、区域性文化和群体信仰等的引导下完成医学知识理论的系统构建。“思维的发挥意味着哲学的萌芽。哲学的萌芽使得对医学进行初步哪怕是陋谬的探索而形成理论体系成为可能。”中西方医学理论的形成和构建大率如此。比如中（汉）医理论的构建。皇甫谧《帝王世纪》：“（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代以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五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类推，乃尝味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中医认为，天地万物变化皆由道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道贯穿始终，道分阴阳，以象为承载，在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细化、延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汉）医阴阳五行基础理论。此中的“得以有象”、“得以有类”正是早期中（汉）医与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这种具有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往往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桥梁，是经验认识上升到理论知识的开始。如阴阳五行理论转变和固化，进而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石，促使中医实现了由经验医学向理论医学的过渡。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阴阳的概念，《国语·周语上》中西周伯阳父有言：“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之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认为地震是阴、阳二气的对立、消长，破坏了大自然的秩序(平衡)而产生的。阴和阳被认为是自然运动的两股力量。《周易·系辞上传》中则言：“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认为阴阳的矛盾对立和变化统一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即“道”。继承这个“道”是善行之事，成就这个“道”则是事物内在的固有本质。包括《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曰“易以道阴阳”等，这些均表明中国古典哲学引导下的“阴阳”理论的确立，及其被广泛运用到解释当时的宇宙及自然、社会生活等等各个方面，包括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五行理论较之于阴阳理论晚，《尚书·洪范》篇对其性能有清晰的描述：“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大约在战国时候，阴阳学说开始和五行学说相结合。这种混合或统一是基于二者（阴阳和五行）都从某些根本功能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来解说论证宇宙和人生。重要的是，阴阳与五行的相结合，使五行的结构体系内有了两种内在的普遍动力（阴和阳），从而使五行结构具有了确定的自我运动、自我调节的功能。所以从哲学到医学，从经验到理论，中（汉）医逐渐有了阴阳五行这一最基本的固定的理论范式，用于统摄和阐释其对天人、健康、疾病等的认识，后续又不断发展，再有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药味等其他理论予以充实完善，并最终构建了具有中国智慧、绵延至今的中医学。

     西方的传统医学也是大致如此，例如从大自然中择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冷热干湿等明显属性差异的“火、气、水、土”四大物质，比附人体的“冷、热、干、湿”，从而建立了某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认识，在四大物质基础上，产生了表露于形的血液质型、胆液质型、粘液质型、黒胆质型的“四大气质”论，以及潜藏于内由血液质、胆液质、粘液质、黒胆质构成的“四大体液”论，从而成为西方传统医学病理生理的基础理论。除此以外，不同于中（汉）医的五元论、古希腊医学的四元论，古印度医学、藏医学、蒙医学都是三元学说，但是其构建的原理以及形成的过程，皆大同而小异。可见，中西各民族传统医学大都从道法天地、道法自然开始，遵循天人合一理念，在唯象基础上构建理论，反之又用唯象理论等将经验抽象化、规范化，从而使零散的经验在统一的古典唯象理论中汇集，形成各种学说，以使经验医学得以保存、发展、交流和传授。故而医学的丰富实践，临床经验的不断累积，对世界本原和医学规律的探寻，是以理论为指导的“知其所以然”传统医学前期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基础、动力或条件。

而当医学走上理论医学的道路，某种意义上也就开始踏上医学科学（不限于现代医学，亦包括古代科学）的大道。作为一门科学，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断深入完善和永无止境的，医学科学一直处于“知其所以然”的征途，传统医学如此，现代医学亦如此。对于医学实践来讲，经验特别是理论指导下的经验很重要，对于强调“医者意也”，讲求“悟性”的传统中医，这里的悟性和“意”，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一种中医临床经验的积累沉淀，是一种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结合体，故而名老中医，经验弥足珍贵，也说明，对于传统医学而言，在排挤出迷信的成分之后，经验的医学和理论的医学，往往是交织在一起、不分你我的。但是对于传统医学的早期实践而言，“不知其然”的医学、“只知其然”的医学、“知其所以然”的医学三者有着明显的认知方面的层次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故而这种方法对于医学始源及传统医学历史的探析和界定应该是有意义的。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我国的明清之际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世界上渐渐萌生和发展了一种与传统医学异质的医学，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人体、生理、病理等方面颠覆性的认识，新的实验方法和诊断技术不断被运用到医学领域，这种医学迅猛发展，在短短几百年间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医学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医学的力量。所以，如前所述，现代医学的传播和输入，是传统医学必须要面对的必然和宿命。

     不管是当今医学，还是未来医学，无非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在今之西方国家，现代医学虽然取代了之前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医学，但是在发展中其依然不断地吸收传统的冥想、针灸、推拿、瑜伽等自然疗法作为主流医学体系之外的补充替代医学（CAM）。当今医学虽然发展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医学作为一门玄奥的系统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的特性。目前，不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我们对于这门系统科学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们的实践还尚有望洋兴叹之难，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医学不是万能的，现代医学也如此，现代文明之下依然面临诸多的卫生健康领域的问题和挑战。比如一些传染病如疟疾、结核等仍呈现多发、重来之势；受细菌耐药性影响，抗生素的作用正不断受到质疑。艾滋病和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整体上仍未有重大突破。一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等发病机理至今无法科学解释等。而近些年的SARS、埃博拉、MERS、COVID-19疫情等及其防控，更是凸显了人类医学进步中的不足。未来的医学，来者可期，但依然任重道远。

（图：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全球新冠疫情新增确诊数据统计，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

（图：截至2021年2月28日的全球新冠疫情死亡数据统计，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网）

     所以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属于各有特点的医学体系，存异求同，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是未来医学发展的阳光大道。展望未来医学，融合是大势所趋。对整个医学史长河来讲，现代医学发展至今不过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其发展迅猛，是医史长河中最为湍急、流速最快的阶段，但是从整个人类文明时空来讲，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或者过程而已。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地域相隔、交通不便，医学更多的是一种区域内的医学，当时医学并无传统和现代之分、中医和西医之分，也没有今天诸如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民族层面的医学之分。人们更多的只有生死、疾病、疼痛、医生、病人等要素的概念，以及这些要素构成的所谓医学行为。从概念及其内涵实质讲，这或许就是人类医学的本质和原初，医学原本就是一种解除疼痛、防病治病、增进健康的科学和行为。让医学回归其普适性、回归其本质，可能是我们思考和展望未来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未来医学如何融合，如何发展？当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二元医学格局，当前世界医学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挑战，是展望未来医学绕不开的最大实际和关键立足点。尽管现代医学已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是人类医学认知的共同阶段，但传统医学能够丰富和助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唯有融合，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而不同的传统医学之间如何融合，以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如何融合，我们又提出了传统医学/未来医学的“三融合”理念：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挖掘和阐释传统医学的精华，丰富现代医学的内涵，提高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三种融合之间并无发展先后的关系，是一种同向并行的关系。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医学。一方面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大力发展现代医学。对现代医学而言，是一个不断修正、完善、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现代医学的同时，传统医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同样应该受到重视，现代医学可以从传统医学中汲取快速发展的基因和营养。对传统医学而言，也是一个取其精华、与时俱进的过程，要让古老的医学智慧绽放异彩，必须主动认识、学习、运用现代医学，使其成为传统医学发展的重要支撑，使传统医学逐步融入人类当代医学文明的洪流。以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为例，其核心在于传承创新好“中医”学科之所以为“中”的独特品质，特别是中医独特的原创思维，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个性治疗、众多理法方药支撑的实践经验、治未病的养生理念等等，在坚持“中医”本色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使其在此新的进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展现新的内涵。故而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其方向和力量在于融合，借融合之势，不断激发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丰富传统医学的内涵，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从而催生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新医学和新学科。我们相信，未来的医学学科一定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共谱的恢宏与和谐的交响乐章，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医学学科。终归其一，要让人类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并在砥砺前行中回归医学的本质、回归医学的初心。